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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治水良方
浏览次数: 作者:刘永加  信息来源: 中国水运报 发布时间:2019-04-28

利用冬春农闲时间开展水利建设,已经成为如今加强农村工作的常态,长期坚持水利建设,使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,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而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,历代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,尤其是十分重视兴建水利工程。几千年来,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,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,修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,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,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。

在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中,也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和感人故事。

汉代建设陂塘工程除旱涝

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,人们为了蓄水灌溉,就利用自然地势,兴建了大量的陂塘贮水工程,相当于今天的小型水库,其功能是蓄水溉田,兼有防洪除涝以及养殖等方面的作用。据史料记载,两汉时汝南郡(今河南驻马店)陂塘兴筑已很普遍,当时汝南郡地势西高东低,河湖众多,是最适宜修筑陂塘的地区。其中他们修建的鸿隙陂,是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。

鸿隙陂,是汉武帝元光年间由治水专家、汝南太守郑主持修筑的,初名“龙渊宫”,又名“濯龙渊”,因其中心地区原是名为鸿隙陂的自然水泊,所以又叫鸿隙陂。当时在此基础上兴建的鸿隙陂,位于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的结合处,兴修完成后,改变了昔日每遇夏季涨水“道路化为陂池,汝水涨溢,城墙危险,湿气薰蒸”的情况。但是,到了汉武帝后期,堤防失修,洪水外溢,重新出现水患。汉成帝时,丞相翟方进,奏请成帝扒堤放水,鸿隙陂被废后,虽然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耕地,节省了一批堤防费用,但不久气候干旱,无水可灌,农业连年歉收,百姓苦不堪言。

东汉光武帝刘秀时,汝南人民修复鸿隙陂的愿望到了实现。建武十九年,刘秀巡视新野等地,召其姐夫、汝南太守邓晨随行,经过考察,在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后,决定修复鸿隙陂。邓晨返回汝南郡后,任命许扬为都水掾,就是管理水利的官员,专门负责修复鸿隙陂。许扬是汝南郡平舆人,东汉时杰出的水利专家。许扬经过认真考察,严格测量,精确计算,根据豫南丘陵向豫南平原过渡、西南向东北倾斜的高下形势,“起塘四百里”,所谓“塘”就是水库的坝堤,即修筑了长达400 里长的大坝。由于工程很大,花了数年时间,才把废弃的鸿隙陂修复。修复后的鸿隙陂的规模及效益超过了前代,“百姓得其便”,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的郡,而且“鱼稻之饶,流衍它郡”,附近地区也成为物产丰富、风景秀美的鱼米之乡。

宋代范仲淹修复海堤护百姓

范仲淹是宋代名臣,他不仅是文学家,更是政治家,他推行的庆历新政虽然受挫,但是对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仍然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尤其是他在地方为官时,重视水利建设,为当地百姓造福。

天禧五年,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任盐仓监官,虽然是个盐官,可是他责任心强,带着对百姓的关心,他深入各地走访查看,了解民情,发现盐场周边的海堤由于多年失修,大堤身经海潮长期冲刷,部分区段已经坍塌,每逢海潮涨跌,严重影响到盐场的安全,同时也对周围的大片农田和房屋造成威胁。遇上大潮汐,海水甚至会淹到泰州城下,让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,盐场也会蒙受灭顶之灾。为此,范仲淹及时向上级提出建议,要求在通州、泰州、楚州、海州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扦海堤堰,由于他反映的情况真实,理由充分,这项浩大的工程很快得到了批准。

天圣元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令,全面负责实施此项治理工程。范仲淹组织四州的数万名百姓民夫,在海边摆开了战场。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新的堤址,由于旧堤大都坍塌毁坏,而且海岸线不断变迁,堤址必须重新勘定,范仲淹走入村庄,在亲临海滩观察,听取当地渔民的意见后,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,他发动沿海百姓将砻糠遍洒海滩,大潮来到后,砻糠随海浪涌进,落潮后砻糠就会附着在沙滩上,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糠线,范仲淹命令民工沿线打桩,新的堤址由此确定。

由于筑堤时间比较长,工程量大,加上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,困难重重,有时刚修好堤岸,一夜间就会被冲得无影无踪,有的民工还为了修堤而献出了生命。一些民工受不了这个苦,对修堤失去了信心,开始偷偷跑掉,而范仲淹却在朝廷的费用不能按时到位的情况下,他却捐出自己的俸禄,补贴筑堤开支,自己还顶风冒雨,与民工同甘共苦,勉励大家坚定信心。在他的感召下,民工的干劲高涨起来,工程进度变得顺利迅速起来。经过艰苦的努力,一条底宽三丈,顶宽一丈,高一丈五尺,绵延180里的扦海堤堰建成了,盐场、农田和村庄都有了坚实的屏障,再也不受海潮侵袭之苦,过去因受灾流亡的2600多户农民也回到了家园,人们感谢范仲淹,都把这条海偃称为“范公堤”,清代的吴宗元曾写诗赞叹:“扦海功成百代崇,蛇龙逼薮尽耕农,当年不应临川笔,到此惟应说范公。”

明代知府建闸治水为农业生活带来佳音

古代浙江的山阴、会稽、萧山三县地势低下,一遇淫雨连绵,山洪瀑发,泄水不畅,淹没农田庐舍,又因钱塘江水位较高,每年八月大潮,怒潮似排山倒诲,狂澜倒灌,无数良田沦为沧海。

明代嘉靖十四年,四川安岳人汤绍恩出任绍兴知府时,三江口淤沙已经十分严重,内水不能外泄,积涝成灾,旧塘损毁,不能蓄水。次年又遭大早,田无颗粒之收,民有易子而食。汤绍恩到任以后,决心建闸治水。

嘉靖十五年,他亲自对沿海一带进行实地勘查,发现三江口是内河和外海交汇的关键。但这里潮大沙松,难以施工。他又向三江口以内深入察看,只见彩虹山一带石岸交错,于是便挖掘探察,发现地下有岩层,是很理想的天然闸基,而附近山上的史料可以就近使用。汤绍恩掌握了可靠的地质资料后,决定在钱塘江,钱清江和曹娥江的汇合处建闸。

工程分为基础,梭墩,闸门和桥面四个部分。先是平整岩层,凿出榫卯。然后在岩石上每隔一定距离砌筑梭墩。所谓“梭墩”,是因为墩子的形状像是梭子,两头都是尖尖的,减少流水的冲力,所以术语又叫“分水”。棱墩用一块块重约千斤的大石,自下而上筑成。最下面的一层,与岩层合卯,再灌注生铁,确保流水冲不动。每层每块大石之间,也有榫卯衔接,并用灰秫胶住,每隔五洞置大梭墩,比较关键的地方只隔三洞,恰如中流砥柱。为了将这些巨大的石块运装上去,他们采取砌石一层,封上一层土。叠石越高,堆土也越高越阔。土堆是有斜坡的,这样,大石块就可以拖推上去了。铺设桥面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施工。

绍兴三江闸,共有闸洞二十八孔,用二十八星宿的名称来编号,所以也叫“应宿闸”。三江闸的启闭依据水则进行。水则有两个,一个设在闸址,一个设在绍兴城里,后者有校核水位的作用。水则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个字。水至金字脚,全闸开启;水至木字脚,开十六孔;至水字脚开八孔;至火字头,全闸关闭。

绍兴三江闸建成后成为当时的大型挡潮排水闸。它横跨于绍兴和萧山两县水流的主要出口,泄水流域达2520平方公里,数百年来曾经对两县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清代名臣深入水利建设第一线

到了清代,各级官员仍然重视水利建设,尤其是在防汛抗洪和水毁设施建设方面,一批名臣更是身先士卒,冲锋在前,积极解决难题。

丁宝桢是晚清少有的名臣,他以勇于任事、吏治严整、为政清廉闻名于世。同治十二年秋,黄河在山东东明的岳新庄、石庄户民埝决口,河水夺溜南趋,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数百里为灾。决口的下游滔滔黄水所到之处墙到屋塌,惨象目不忍睹。

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毫不犹豫,毅然奏请亲往督堵岳新庄的决口。

丁宝桢时约五十岁,面白皙高身材,穿马蹄袖长褂,头戴花翎暖帽,每日到工地上巡查。他深知抓好物料的调度是堵口成功地关键,千方百计筹集资金,及时发放物料款,使物料筹集速度很快。在丁宝桢的带领下,终于合龙成功。

同年冬十一月,丁宝桢又奏请堵复了东明石庄户口门,水归原河道。光绪元年,为了长治久安,丁宝桢奏请朝廷亲自督促地方官员,由石庄户下十余里到贾庄,监筑长堤。先由贾庄龙门口向下修至东平十里堡,后由贾庄向上修至东明谢家庄,就是著名的障东堤。大堤筑成后,当地立碑纪念,丁宝桢亲自书写了碑文。

另一个名臣叫刘统勋,他在乾隆二十四年任协办大学士,乾隆二十六年升任大学士。乾隆二十六年,黄河洪水泛滥,灾情严重,刘统勋奉旨督修中州黄河堤防工程。他经常深入实际,亲身巡察工地,及时解决具体问题。有一天晚上,刘统勋走出馆舍,微服巡行河岸,见到有数十位用车送高粱秸的乡民露宿在河岸上,人和牛都饥饿疲惫不堪,老少相对哭泣,感到很奇怪,详细询问原因。才知道被收料委员勒索。

刘统勋为了弄清实情,决心假扮送料乡民,前往试探究竟。第二天,刘统勋就推其中一车料来到料场,向那个委员交料。这委员见他面目光亮,衣履干净,误认为是乡中的富裕人家,更有油水可捞,竟索要十多缗钱。刘统勋和他讲道理,这个委员不但不听,反而大怒,命随从鞭打刘统勋,把他赶出去,并没收他的牛车。

回到馆舍,刘统勋立即派人拿令箭把该委员抓来,同时召集主管修堤的官员来议事。该委员才知刚才鞭打的人竟是钦察大臣刘相爷。刘统勋问明情况下令斩首。众官员跪地求情,才免他一死,重杖数十军棍,套上大枷,拉到工地上枷号示众。从此乡民来送料,都随到随收,再没有敢受贿刁难的了。不但解决了乡民交料难的问题,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,大大加快了堵口工程进度。

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。就是这样,清代的名臣带头防汛抗洪、搞好水利工程,为当时的农田水利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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